临津江位于朝鲜半岛的中部，距离首尔约75公里，是汉江的主要支流。这里的水域恰好横跨在三八线的位置，成为了战争中一块重要的战略要地。志愿军第39军116师曾在这里打出过一次令人称赞的战斗，仅用了11分钟就突破了敌人设立的防线，代价也非常小。

然而，临津江的另一场战斗却让志愿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。那是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，数万志愿军在敌人的猛烈轰炸下惨遭重创，伤亡人数接近一万人。 那时，志愿军在前四次战役后已经疲惫不堪，中央决定增派新兵团前往战场。于是，杨得志的19兵团和陈赓的3兵团接到入朝作战命令（宋时轮的9兵团早已进入战斗）。然而，由于陈赓因病未能到职，3兵团的指挥由王近山担任，旗下有第12、第15和第60军；19兵团则包括第63、第64和第65军。

兵团到达后，彭总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，专门讨论第五次战役的战略部署。在会议上，杨得志和王近山两位兵团首长表现得非常自信。王近山甚至豪言要抓到5000个美军俘虏，杨得志则信心满满地向彭老总保证，一定能取得胜利。两位首长的信心并非空穴来风。首先，兵团已经更新了装备，尤其是配备了苏联的“水连珠”和122毫米重型榴弹炮，这些先进的武器大大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。其次，志愿军在前四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让他们信心倍增，尤其是装备较差时还能打败美军，现在装备更新，胜利似乎触手可及。

然而，战局的开局并不顺利。问题出现在杨得志的19兵团，尤其是64军的进攻。根据部署，64军的191师和192师将作为第一梯队强渡临津江，目标是切断联合国军的退路。但实际情况是，64军并未做好充分的准备。在兵团命令下达时，炮兵部队尚未进入阵地，大部队也还没到达准备位置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曾思玉军长紧急向19兵团请求延迟进攻一天，以便做好准备。然而，兵团首长坚决要求按时进攻，认为不能拖延。最终，曾思玉只能匆忙启动进攻。 初期渡江相对顺利，191师的571团和572团成功渡过江面，并清除了敌人的若干据点。然而，随着战斗深入，志愿军很快陷入了被动。美军的战术发生了变化。与之前的战斗不同，这时美军加强了远程火力的覆盖，特别是第8集团军司令范弗利特的“弹药量”政策，要求每天发射的炮弹数量是其他部队的五倍以上。与此同时，大量老兵回归参战，极大提升了美军的作战能力。 志愿军的传统战术在美军的这种火力面前显得无力。64军的先头部队，原本预计能快速突破韩军的防线，但没想到面对的是死守阵地的韩军第一师和美军炮火的双重压制。韩军一师曾经是志愿军的“手下败将”，但这次却硬生生挡住了志愿军的进攻步伐。志愿军被困在临津江滩头，无法前进。

在连续的炮火轰炸下，志愿军的伤亡极为惨重。尽管杨得志不断询问战况，并派遣更多部队支援，但局面始终没有得到有效突破。为了救场，杨得志决定调动更多兵力，派遣64军的190师和65军的两个师增援。然而，这一决定反而加剧了战场上的混乱。志愿军的五个师挤在狭窄的区域内，在敌人的火力压制下，几乎无法展开战斗。 美军的火力极其猛烈，根据美军的记录，一个连每小时发射的炮弹数量接近4000发。这样密集的火力使得志愿军根本无法找到遮蔽之地。即便有小股部队试图突破敌人的防线，也因美军投放的照明弹而暴露位置，最终被敌军的炮火击退。与此同时，韩军趁机夺回了失去的据点，志愿军被打得喘不过气来。

最终，敌人防线出现了漏洞，志愿军其他部队成功突破，使得临津江一带的敌军不得不撤退。尽管经过长时间的努力，志愿军才得以推进。第五次战役的第一阶段，临津江战斗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，伤亡人数接近一万。 这场战斗也让19兵团受到了重创，间接影响了后续的作战部署。回顾这次战斗，可以总结出几个关键问题。首先，19兵团作为新入朝的部队，对敌情不熟悉，且准备工作不充分，导致过于乐观，是战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其次，由于整体战役节奏过于急躁，指挥官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敌军的变化。美军战术的调整显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，志愿军在这一点上受到了很大影响。 这一教训促使志愿军的指挥官们进行反思，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应对敌人的变化。例如，杨得志之后推广的“反斜面战术坑道”，就是为应对美军的远程火力而设计的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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